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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金融与投资高端班为你解读新经济结构的几点看法

2018-12-28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经济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创建了新结构经济学,用以解释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奇迹,并雄心勃勃地企图把新结构经济学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在经济学史上占据显著地位甚至能博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派。那么新结构经济学究竟应该新在哪里?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方法、新理论,新观点方面有哪些原创贡献?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初期就投身中国政治经济学变革的研究者,我从个人角度对新结构经济学发表几点粗浅的看法,以餮”读者。

  首先,作为一个经济学科,新结构经济学需要进行定位。按西方经济学划分,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学者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位出现了明显偏差,其定位显然不属于微观经济学。他们试图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分析方法,在建造总量均衡的数学模式上花了不少功夫,希望把发展成一个能和西方宏观经济学抗衡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然而,西方宏观经济学经过百年来的发展,不论是在范式还是在方法上都相当成熟,新结构经济学如果按发展经济学模式走,难以不落窠臼超越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经济学模式。中国新结构经济学家在定位上的这种偏离,对挑战已经非常完整的西方宏观经济学,似乎徒劳无功,没有太多意义。因为人们可以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支——发展经济学,或者政策经济学找到各种对发展模式的解释。新结构经济学充其量也就是对现有发展经济学的修修补补而已,注定无法另起炉灶,产生革命性的原创经济学观点,也无法在众多经济学门派中立足。

  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经济结构的变迁来看,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准确定位应是介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为什么说新结构经济学属于中观经济学?因为,研究经济结构的变迁离不开研究人类的科学技术创新史,科学技术创新的历史显然属于中观的范畴,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抓住科学技术创新的主线,才是破解经济结构变迁之谜的主线。

  我在1982年就意识到西方总量经济学的缺限,凯恩斯经济学是针对西方生产力过剩的经济周期,提出政府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管理模式。但是总量需求管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遇到经济衰退的长周期叠加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后遗症非常严重。所以我开始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研究起点从研究各国经济史、技术发展史结合数量经济学开始。请允许我斗胆狂妄的说一句,就目前看到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成果来说,还说不上到底新在何处,甚至还没有超过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的那个新结构经济学模型。

  我的新结构经济学模式是受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观点启发,把产业分成三产业的结构,依次是1、朝阳产业,2、支柱产业,3、夕阳产业。经济结构的变迁离不开朝阳产业的科学技术创新,但是科学技术的研发投入在初始期的利润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有支柱产业的利润转移来支撑,而夕阳产业日渐衰落,亏损企业不断增加,同样需要支柱产业的利润弥补。因此,在三个产业间必然有一个动态均衡关系。由此,我得出一个新经济结构变迁的原则,支柱产业各部门企业的利润总和必须大于朝阳产业(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和正常运作,以及弥补夕阳产业的亏损,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新结构经济学发展模式用数学方程表达就是:按各产业的利润之和为积分函数,2大于1+3。

  以历史事件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里根总统采用星球大战的战略,诱使前苏联政府在航天和军工上投入巨资和美国竞争,违反了2大于1+3的原则,导致国家财政无力负担,经济系统出现崩溃。最终体制也发生巨变。回顾美国在20世纪初,新兴的铁路和航运建设吸引了过度的资本流入,超出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结果同样因为违反支柱产业的利润总和必须至少略大于新兴产业和夕阳产业的原则,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其次,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是按照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套用西方总量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范式,去总结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类似一般均衡分析的数学公式,还是另辟蹊径,研究科学技术创新路线。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后者。纵观世界经济史,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有一个明显的脉络线索,那就是以6N为创新的技术发展周期。什么是6N?6n就是新能源,新材料、新工具和新机器、新工艺、新劳动者和管理者、新消费方式。

  在农耕社会,能源和材料以木材和水力为主,主导农业生产方式。到了17世纪,以煤炭和钢铁的新能源和新材料取代了传统的木材和水力,采掘和冶炼的新工艺产生了蒸汽机、新型纺织机械以及火车和汽轮的工业革命,经济结构出现农业社会以来的第一次根本性变迁。6N的威力不断显现,西方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速度上超越过去几百年的成果。到了20世界三十年代左右,煤炭这种早先支柱产业的地位逐渐衰退,新能源——石油取代了煤炭。石油化工技术的发展,使化纤、塑料等新材料层出不穷。最早搭上这波科学技术创新的欧美国家都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由此可见,在6N中,新能源的发现和使用是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发展路径的主线,当然,利用新能源并使之成为支柱产业,也离不开新材料、新工具和新机器等其余5N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三、新结构经济学要研究经济结构,肯定必须研究经济周期,而如果我们以6n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主线,就可以发现在经济周期中,存在一个比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长经济周期的更长的周期,康氏长周期一般是50-60年,而自1850年-1929年-2008年的大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一个大约80年左右的超长经济周期。这个超长经济周期存在可以用6n的萌芽、生长、鼎盛、和衰落的四阶段来解释。远的不说,2008年次贷危机,除了西方在金融体系上的紊乱原因,很大一个原因是:技术创新进入一个下坡的阶段,石油危机后,按国际消费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增长,全球的石油资源储备只能供消费三四十年。在科技上还没有新能源的发现能够取代日益减少的石油资源。而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工具和新机器的技术创新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没有太大进展。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结构进入深刻调整,现在我们看到以核聚变的新能源技术,新的网络技术和电子集成技术迅猛发展。第四代技术革命的曙光已经清晰可见。全球经济包括各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更大更深刻的变化。可见新结构经济学应该把研究对象和研究重心聚焦在6N上,这样才能把握经济结构变迁的主线。寻找科学技术创新的最小阻力路线,才能找到主导一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主变量。

  第四,既然新结构经济学要研究发展模式,就撇不开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是从目前中国学者对新结构经济学应该如何研究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研究的案例来看,还停留在初级肤浅的辩论上,例如政府有效还是市场有效这种辩论早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史的早期就一直进行,泛泛得出哪个更有效的结论,对于新结构经济学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意义。

  九十年代我在深圳工作时,见证了在深圳政府主导下,深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的历程。摆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案例研究上,应该是首先对深圳做一个深刻的研究,究竟是深圳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是深圳的市场环境导致深圳产业结构的转换?这种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莞地区相比,是否称为政府导向的产业政策的成功转型?必须有详实的数据和事实的研究论证。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新结构经济学家们在这方面的出色研究成果。可见仅仅从案例研究上,新结构经济学应该从具体和细微之处入手,踏踏实实研究各种和结构变迁有关的案例,而不是一上来就试图总结出一个大而空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新结构经济学框架。

  对于新结构经济学来说,研究技术创新路线可以划分为:技术创新的主趋势,次要趋势,和临时替代趋势。我们先来看看日本高科技发展失败的案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希望在短期内使科技水平超越欧美。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政府先后策划了两次高科技冲刺,即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和高清晰模拟电视计划。两次计划均以失败告终,导致日本计算机技术与美国差距拉大。这是因为模拟高清电视和数字电视相比,只是次要技术创新趋势,而不是主技术发展路线,日本产业省官员错误把次要趋势作为主导产业政策来发展,结果在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美国数字高清电视竞争中败下阵来。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即使是技术精英型的官员,能否判断出技术创新的正确主要路线,实际也还存在很大的疑问。以中国九十年代人均身上一个bp传呼机为例,假设当时的某地区政府官员认为BP机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大力动用政府资源刺激该行业高速发展的话,BP机这个替代固话的临时技术路线,就会成为产能严重过剩的典型。2017年舆论把中国的共享单车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如果按照技术创新趋势划分,共享单车不过是一个人们在绿色环保意识提高的社会中临时替代技术路线。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发明。

  未来的科技革命,必然是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机器为主导的技术创新路线。取代石油的新能源按技术路线划分,太阳能(4.71-3.48%,诊股)、风电似乎均属于次要路线或者临时替代路线。核聚变才是更接近根本性新能源革命,对于未来技术路线的选择,关系到国家科学研究的基础投入方向,仅仅启用技术出身的政府官员,也未必绝对保证国家科技发展趋势沿着最小阻力路线前进。人难免有思维僵化的毛病,爱因斯坦那么伟大的物理学家,在量子科学诞生之初,就抱着强烈反对的态度。他的名言就是“量子科学越是成功,就越证明其的荒谬”。假设爱因斯坦是中国科技部的官员,参与国家科学发展决策,岂不是他会阻碍量子科学这个21世纪最前端的科技迟滞不前。再以目前的最热门的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例子来看,按照摩尔定律,电子工业每18个月翻一倍。人类社会现在无处不见芯片的存在,半导体工业成为发展最迅速也在科技争夺上最激烈的领域。根据科学家的预测,将来的芯片将进入第五代,在原子尺寸上密集蚀刻成倍的电子线路,这已经是微米级别了。比起电子工业初期的真空管时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科学进步。但是芯片的最小尺寸到了原子这个级别,也就到了一个极大的瓶颈,即使用紫外线蚀刻,也无法在制作具有更快运行速度的芯片。因为到原子级别,海登堡的测不准原理将发生作用。线路在电子的尺寸,一个量子可以同时处于两种状态。计算的准确性就大打折扣。那么,当科学发展到那个阶段,如果政府官员始终只把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必须优先发展芯片工业作为决策理念,可能到一定阶段就分不清什么时候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和误导半导体工业过剩的投入。

  对于人工智能,一直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电脑有可能超过人脑,但是有顶尖自然科学家指出,人脑虽然每分钟运作速度只有322公里,远远落后电子计算机中的光速运行速度,但是同样能得到高速计算机计算结果甚至超过电脑。因为脑科学专家发现人脑处理信息系统是运用分区块来处理的,这样符合1+1大于2的系统学规律。现在最强的世界高速计算机系统的智商,不过相等于一个老鼠的智商水平。如果科学家换一种思维,不再钻在比微米级别更小的尺寸开发高速计算机技术的牛角尖,而是把生物芯片和区块链技术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在分子水平接近人脑运算模式。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发展的模式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芯片开发技术。当然对于最前端的科技发展,我只懂个皮毛,要把这个难题留给更专业的科学家们。我之所以提这么具体的科技创新问题,就是提醒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应该把精力和目光更加投入研究科学技术创新,从这里入手才对产生革命性新观点,对经济结构的变迁研究有重大突破的发展。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政府和市场研究中,应该对金字塔的自上而下的一票决策垄断性决策与集思广益百花齐放走市场主导,政府激励的科技政策的优劣,做更加广泛认真扎实的比较研究,这样才能为未来高瞻远瞩的科技决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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